。作者:齐培潇。

科学的发展速度越快,社会对科学普及的需求就越大;世界越复杂,科普就越不能仅仅充当知识的“搬运工”。
近日,2026年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期间,《北京科学宣言》正式发布。“复杂世界中的科学——科学共创美好未来”既是这场国际科学盛会的主题,也道出了当今科学所处的现实方位。人工智能加速演进,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丧失、能源转型等问题相互交织,科学日益深入地介入经济社会生活,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面临伦理、治理、公平和信任方面的挑战。
《北京科学宣言》将“科学作为全球公共产品”“负责任的人工智能”“科学、社会与信任”等议题置于突出位置。对科普工作来说,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信号——当科学正在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时,科普也必须作出相应改变。
首先需要改变的,是把科普等同于“告诉公众正确答案”这一惯性思维。
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甚至直到今天,人们对科普的理解往往是专家把专业知识翻译得通俗一些,让更多人“听得懂”。这样的工作当然不可缺少,但面对今天的前沿科技,仅仅讲清楚“是什么”已经远远不够。公众越来越关心的是: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?证据充分到什么程度?专家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分歧?一项新技术可能带来哪些收益,又存在哪些风险?科学能够回答什么,暂时还无法回答什么?
真正成熟的科普,更不应该回避谈论科学的不确定性。恰恰相反,把证据的边界讲清楚,把结论形成的过程说明白,把“已经知道的”和“尚不知道的”区分开来,这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。
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、极端天气、新兴技术等问题上,科学认识常常处于不断积累和修正的过程之中。如果科普为了追求“斩钉截铁”的效果,过早把阶段性判断包装成永恒结论,一旦后来出现调整,损失的就不只是某一条知识的可信度,还可能是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。
因此,复杂世界中的科普,首先应当学会解释复杂性。
更进一步,科普还要从传播知识走向建设信任。
今天的信息传播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。一条严谨的科学解释,可能需要数年研究和论证;一条似是而非的谣言,却可能凭借耸动标题和情绪化表达,在几分钟内传遍网络,正所谓“造谣一张嘴,辟谣跑断腿”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,又进一步降低了批量制造文字、图片和视频的门槛。“看起来很专业”与“真正有科学依据”之间的距离,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,科普的任务不能只是生产更多内容,还要帮助公众形成判断科学信息的方法。
信息源自哪里?证据可否核验?相关研究有没有经过同行评议?一项结论究竟是事实判断、科学推断,还是价值选择?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,来自数据不足、研究方法不同,还是利益和立场不同?这些问题看似没有直接增加多少知识点,却在培养一种比记住知识点更重要的能力——科学理性的判断。
科普的价值,也正在从提供答案,延伸到帮助社会形成辨别答案的能力。
与此同时,还应当让科普从“我讲你听”的惯性走向真正的公众参与。
《北京科学宣言》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,是把“信任”与“参与”放在一起。这个逻辑十分重要。公众对科学的信任,并不简单来自科学家拥有更多专业知识,也来自公众能够了解研究过程、表达现实关切,并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和声音被认真对待。
很多科学技术问题,走出实验室以后就不再只是科学问题。人工智能如何使用个人数据,自动驾驶怎样确定安全责任,基因技术的边界在哪里,能源转型的成本如何分担——其中既有科学判断,也涉及伦理选择、社会利益和公共政策问题。面对这些问题,科普如果仍然只是告诉公众“专家已经研究清楚”,那么一旦持久信任失去,重拾信任将付出巨大代价。
好的科普,应当成为科学与社会之间的“双向接口”。一头把科学带到公众身边,一头把公众的疑问、担忧和需求带回科研与治理过程。
这也意味着,科学家不应只是科普链条最末端的知识提供者。媒体、学校、科技馆、社区、科研机构乃至艺术工作者,都可以成为科学与社会交流的节点。科普也不能只在科技周、科普月或者某个热点事件出现时才被想起,而应成为科研活动、科技政策和技术应用中的常态机制。
人工智能尤其考验这种新的科普能力。
今天,AI既是科普的重要内容,同时也是生产科普内容的工具。它可以帮助解释复杂概念、制作图表和动画,降低科学普及成本,却同样可能制造错误引用、虚构论文和看似可信的错误答案。面对AI,科普不能一边介绍神奇技术,一边忽略技术本身的局限和责任边界。
负责任的人工智能,需要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科普。告诉公众AI“能做什么”很重要,解释它“为什么会出错”“谁应对错误负责”“怎样识别机器生成的信息”,同样重要。科技向善不仅存在于实验室和算法规则中,也体现在社会能否形成与新技术相匹配的认知能力。
从更大的尺度看,《北京科学宣言》把科学视为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事业,也提醒我们重新理解科普的公共属性。
科学成果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、获取和使用,知识鸿沟就可能转化为新的发展鸿沟。真正高质量的科普,不只是把最前沿的成果讲给“对科学本来就感兴趣的人”,还应努力抵达老人、青少年、欠发达地区人群以及数字能力较弱的群体。科学越向前发展,越需要有人回过头来,让更多人跟得上。
我国现行《科普法》强调要让公众能够接触、理解、接受和参与。这与《北京科学宣言》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形成了呼应。
面对复杂世界,科普需要完成的是升维、是转型。从科学发现了什么,走向科学是怎样发现的;从输出结论,走向呈现证据和边界;从争夺注意力,走向积累社会信任;从科学共同体,走向公众参与;从追逐技术热点,走向讨论科技发展的公共价值。
科学能够把人类带向更远的地方。而科普的重要使命,是让社会不仅看见科学前进的方向,也理解为什么出发、如何抵达,以及我们希望共同抵达一个怎样的未来。这或许正是“复杂世界中的科学”留给科普的一道时代命题。
(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)。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