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冬梅。

若想透过一部典籍洞悉宋朝开国前千余年的中国历史，《资治通鉴》无疑是首选。它自春秋战国分界的“三家分晋”落笔，历经秦始皇创建帝制、汉帝国巩固统一，王朝更迭纷繁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，直至五代十国的乱世终结、秩序重立，其间国运兴衰、人物得失、制度变迁、风俗流转，皆囊括其中。

《资治通鉴》于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十二月成书，含正文294卷、目录30卷、“考异”30卷，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年），下迄宋朝建立前一年（959年），既是宋人眼中的古代史与近代史，至今仍是我们研习宋前历史的重要典籍。其作者司马光与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并称“史家两司马”。《史记》与《资治通鉴》两部通史巨著，一为纪传体，一为编年体，一诞生于西汉，一成书于北宋，相隔千年，双峰对峙，共同铸就华夏史学的辉煌标志。

《资治通鉴》（繁体竖排版）：司马光编著；中华书局出版。

司马光编著《资治通鉴》（下称《通鉴》），源于前代史籍卷帙浩繁，学者穷年累月难以尽读，即便通读也难把握历史演进的主线，而人性本就趋简避繁。司马光忧虑长此以往，世人将弃史不读，过往记忆或致湮灭，故决意以比纪传体更简明的方式，撰写一部更易亲近的史书，用一部著作容纳千余年历史，博采众说，自成一家之言。

司马光身边有三位得力助手——刘攽、刘恕与范祖禹，他们在其指导下“遍阅旧史，旁采小说”，对存世史料尽数搜罗、全面吸收；继而秉持“宁失于繁，毋失于略”的原则，尽量沿用旧史原文，编纂“长编”作为底稿。在“长编”编纂中，助手需对旧史中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加以辨析，另撰文字说明“所以取此舍彼之意”，形成“考异”，以呈现各记载之差异，阐明取舍之理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既有实地考察，也有史料比对取舍，但其文本隐去论证过程，只呈现流畅叙事；而司马光《通鉴》创立的“考异”之法，则将材料考辨的全程完整展露于读者眼前，更具说理色彩，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重大进步——以“研究”为基础的叙事。“考异”中呈现的歧异记载，亦兼有保存史料之功。

最终，“长编”交至司马光手中，他的职责是删削其中无关宏旨的内容，使《通鉴》以流畅文字勾勒出历史的清晰脉络。由助手编纂、书手抄录的草稿——“长编”每四丈一卷，摊开于司马光眼前。他边读边将可修入正文的部分另纸标记：每事仅记起首与结尾字样。此环节的草稿，可称“标记稿”。国家典籍博物馆所藏一卷《资治通鉴稿》应即司马光的“标记稿”。司马光的“标记稿”连同相应“长编”一并交还书手，由书手抄成定稿，再刊刻成书。自47岁起笔，至66岁收束，尤其在53岁退居洛阳后十余年的“全职史家”生涯中，司马光几乎日日如此。他自定工作量为每三天删削一卷，若有应酬耽搁，必加班加点补回进度。无人催促，是他早已将编著《通鉴》视为自己的“天命”。

这工作量何其巨大？以唐代部分为例，共289年，前161年的“长编”确知有200余卷、800多丈长；其后128年，年代愈近，史料愈丰，信息愈密，草稿长度必在600卷以上，唐代全部“长编”合计达3200丈。3200丈漫漫长卷，需逐字细读，司马光却在此漫长劳作中保持始终如一的严谨。黄庭坚参与《通鉴》雕版印刷前的校对，翻阅其中数百卷，他见司马光所作批注，“讫无一字作草”。

《通鉴》的叙事，说什么、不说什么、如何说，皆经司马光鉴择取舍。而《通鉴》中直抒观点的议论部分“臣光曰”，更出自司马光亲笔。全书所呈现的，是司马光眼中的历史及其历史思考。

《通鉴》的目标读者，是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。唐代中期以后，皇帝日益走向国家政治前台，“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必要”，为皇帝编撰适宜读物遂成时代需求。在《通鉴》之前，宋朝国家已组织编纂四部“御览”大书：《太平广记》500卷，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《册府元龟》各1000卷。就编纂目的而言，《通鉴》延续了这四部“御览”大书的传统；就编纂原则而言，四部大书是对既有知识的分门别类简单汇集，而《通鉴》则是一部史书，更便于在时间序列中展现因果，呈现治乱兴衰的历程，“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历史认识方式”。

在司马光心中，史书是沟通古今的桥梁，“史者，今之所以知古，后之所以知先”。严肃而认真的读史者，有望超越个体与时代局限，掌握“迄今为止”的人类智识。因此，他主张皇帝“不可以不观史”，皇帝读史不可挑拣，正面经验与负面教训皆须认真对待，“善者可以为法，不善者可以为戒”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如此赞誉《通鉴》：其曰“通”者，何也？君道在焉，国是在焉，民情在焉，边防在焉，臣谊在焉，臣节在焉，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，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。虽扼穷独处，而可以自淑，可以诲人，可以知道而乐，故曰“通”也。

《通鉴》尚在撰写初期，便已随作者进入皇帝的读书班——“经筵”。司马光为宋神宗讲解汉初“萧规曹随”故事，结论是若汉代始终恪守高祖法度而不改，必能长治久安。此结论过于笼统，遭吕惠卿攻讦与嘲讽，司马光虽赢得辩论，却给后世读史不细者留下保守顽固的坏印象。实则，司马光主张保守不变的，一直是儒家仁政爱民、追求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利益平衡的治理原则；至于具体政策措施，他同样主张兴利除弊。司马光是保守主义的改革派。一个能曲尽千年兴衰的史家，岂会不知变化才是世间永恒？！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）。